对于这种由于情势变更导致的无法对文件的合宪违宪与否进行简单判定的情形，未来可以考虑将不作定性而仅提醒制定机关修改或者废止文件作为备案审查的结果，这对于督促制定机关根据上位法变化对法规及时修改完善、推动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的废止或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7]因为合法性审查在国外主要是由法院来进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虽然也从事合法性审查（主要审查州法是否与联邦法相一致），但它并不垄断合法性审查权，其他普通法院也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但现实中各种带有歧视性的规范性文件屡见不鲜，并且过去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往往对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平等语焉不详。
另一方面，德国的合宪性审查结果明确规定了无效判决，众所周知，无效具有很强的溯及力意涵，因此将德国作为比较对象，将有助于深化对备案审查结果是否以及如何产生溯及力的理解。（三）抵制禁止（Konterkarierungsverbot） 抵制禁止是为了确保除刑事判决之外的其他判决所形成的既定状态不受规范无效的影响，它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受害人不能向那些因判决而获益的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从而来变相抵制既定判决不受影响的效果。因为如果是自始无效，即自规范生效之日起失去效力，那么产生溯及力是无疑的。二、合宪性审查中宣告无效的溯及力限制 关于无效的溯及力，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9条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即对于生效的刑事判决，如果它是基于与基本法不一致或者根据本法第78条被宣告无效的规范以及对该规范的解释做出的，那么，自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不一致时起，刑事诉讼的程序允许重新开始。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61]因此，我国未来仍然有必要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专门规定撤销决定的溯及力问题，从而使得备案审查的结果能够兼顾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51]事实关系的变化比如鳏夫养老金案，德国《社会保险法》规定，鳏夫养老金只有当妻子生前是主要负担家务的一方时始得领取，但是寡妇领取寡妇养老金并无此限制。[54]在立法政策选择中，具体利益的识别和衡量是适当的理性思维和决策方法。
考虑到各地基层司法机关专业能力、案件类型等差异化因素对试点效果的影响较大，试点的全国地域分布要相对均衡。在不同情境下，价值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序位。但由于实际改革中多元利益的角逐，可能造成最后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形式滥用，继而法秩序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被不计成本地破坏，甚至可能导致以法治之名掏空法治奠基石的风险。这是因为，授权决定这类规范形式在组织、程序的功能结构上难以承载该类限制基本权利的合法化功能。
[60]在一般原理上，这无疑与授权改革试点明确性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在第一项授权决定即《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中，授权者毫无疑异地认为其作出授权决定的规范依据是宪法中关于国务院职权的兜底规定，[20]但仅仅停留于此，而没有追问人大授权自身的权源。
因为根据《地方组织法》第8条、第44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的遵守和执行。至于报告义务的设置情况，实践中包括中期报告、适时报告、最终报告、不作报告等四类。关键词: 人大授权 改革试点 改革与法治 《立法法》第13条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启对内改革以来，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经典的理论命题。因为《立法法》第 13 条规定授权改革试点的根据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地方性法规中也规定了改革创新需要创新需要等作为授权根据。
[47]就我国而言，学界倾向于认同国体、政体及国家的基本架构等内容不可修改。由此，人大全权理论难以作为支持人大系授权者制度角色的正当性理据。在授权一般法理上，由于空白授权给予被授权者极大的裁量空间，进而导致极大的不确定性，原则上应被禁止。最后，全国人大也没有被赋予全部的修宪权。
更富有意味的是，除前项决定外，余下的18项决定均没有论涉宪法依据问题，似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非宪法成为国家一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在第二阶段的要不要试点，则主要涉及既定法秩序（法内部秩序的和谐、安定性及利益结构的稳定性）与立法试验需要（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之间的矛盾。
[73]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7—293页。改革宪法不意味着允许违宪违法改革，而应当力图将改革纳入到当前宪制的框架之下。
能够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将无疑导致授权者的泛化，严重损及法制统一、立法平等、法的安定等法治所蕴含的价值。发展至此，授权决定方案的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甚至某些授权决定个案取得了显著的制度功效，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当前应当且已经步入解释论再到修法论的新发展阶段。根据《宪法》第 62 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以不适当的标准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的决定。该类决定中便没有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的授权内容。立法机关制定的政策，旨在诉诸官方权威，以决定命令的形式，解决社会上、政治上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调和各股社会力量所存在的互不相容的意见，并在其间寻求最大的均衡点。由于中央权力体制与一般行政区划的地方权力结构具有实质同构性，下面我主要以全国人大为例展开阐述。
[21]参见马怀德、张瑜：《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载《学习时报》2016年7月14日，第A4版。王建学：《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遵循比例原则》，载《法学》2017年第5期，第42—43页。
[31]See Sotirios A. Barber James E. Flemin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Basic Ques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117—121. [32]纵然有论者秉持《立法法》第13条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宪法》第62条第16项和第67条第22项的具体化这一观点，但是其忽视了超越《立法法》第13条框架的两类授权决定形态。在八二宪法所塑造的权力图谱中，只有适格的人大才享有授予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的权力。
[69]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第18—19页。[73]改革试点中的转授权，本质上意味着人大对法定权力的再配置。
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未明确列举的职权，只要没有侵蚀或损害全国人大明确列举的职权，便可以理解为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默示授权。（三）从淬炼最佳个案到完善制度体系 由于立法规范的不确性或执法监督缺乏，人大授权改革试点实践不免会出现一些失范现象。何况，如果重新回到立法法及地方性法规中的授权改革试点条款看，该类条款有必要作出更为精细化的规定，因为既有实践表明，法解释论已经不能满足授权实践对规范供给的需求，而要适当迈向修法论。基于法律和授权决定在组织程序方面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序作出二分，法律的审议程序体现为一种厚的民主观，而授权决定则展现为一种薄的民主观。
[58]但该类不作任何限定的宽泛立法授权也可能面临违宪的风险。而事实型改革则是以漠视甚至破坏法治理念为沉重代价，且试错成本高昂的改革类型。
例如，在授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中，国务院应当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大作出中期报告。[55]参见周尚君：《地方法治竞争：分析范式与制度框架》，载《法律和政治科学》2019年第1辑，第126—127页。
在符合授权明确性的初步要求下，最佳改革试点授权方案中的措置选择要合乎比例。因此，相较于法律，授权决定的通过程序较为简洁，具有灵活、快速及机动的特征。
再如针对授权期限延长问题，法律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实践中已有诸项决定对此作出回应。[19]在帕肯海姆的理论框架下，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合法化功能属于显在的合法化功能。若授权内容过于模糊，将致使法的变动职权旁落于其他国家机关而极易出现法秩序的失控局面，继而破坏了权力合理配置所隐含的国家图像。试点期间较短的授权决定，可仅要求作最终报告。
对授权者制度角色的正当性反思是必要的，如此方可以实现法治。结合既有授权实践在遴选最佳授权改革试点方案上的良好经验，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完善其制度体系：第一，更为明确但又富有灵活性地规定试点的期限和地方。
[55]只要人大在审议过程中有这方面的明确要求，提案者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源予以配合。在此，将首先阐释授权改革试点的人大地位，是如何在实务界与理论界的互动下被错置的。
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修法需要也为改革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在修法前为实践做法赋予合法性，而不是关注是否需要改革试点。因此，改革发展需要论证本身需要事实确证，因为利益的识别与整合要寻求社会事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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